设计师之春 关注中国新的设计力量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的新锐设计师是不是众望所归？上海究竟像1970 年代的日本，还是更像商业至上的美国？你是要扬大名，还是要赚大钱？这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夹在瑞金一路和重庆南路之间短短的一段长乐路，可以说反映了除大百货公司之外，上海服装零售业的全貌—以高于通常价格三倍之多的标价贩卖工厂外贸余单的店铺比比皆是，到处都在出售粗制滥造的皮鞋、包袋和衣服；而在它们之间，则夹杂着不少设计师小店，或“看似设计师店的店”—由于装修风格出奇一致，这些店的辨识度极高：往往是一个四壁都是混凝土的loft风格的空间，对街开出一扇白色木门，以及大玻璃橱窗，至于橱窗陈列，也让人感到如出一辙。

　　一切是以惊人的速度铺开的。据长乐路上的Even Penniless店主高欣回忆，设计师店铺的繁荣，也只是自2007 年以来差不多一年间的事。而高欣自己的店开张时间也算不得长—2006 年，他在长乐路选址开张，到今天为止，已经颇有收益，并在不久前扩大了工作室，将原先他一个人加上一两个样衣工的构成，扩充到十几个人各司其职的规模。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Lorraine Justice 长期以来就关注中国新的设计力量。她的专著《设计中国》（China by Design）目前刚刚写作完成。“他们不像意大利设计师那么戏剧化，也不像日本设计师那么有结构感。中国的新生力量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作品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视觉冲击力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时装正在成为时尚业的又一个标杆。这里积蓄了强大的能量。”这是Justice 对中国新锐时装设计师的评价。

　　她同时认为，上海距离北京足够遥远，因此上海的设计师可以自由地玩自己那一套，与此同时，这里距离香港也同样够远，使它不至于受到太多影响，因而充分保留了本土文化。“对年轻设计师而言，上海真是十全十美。”Justice 说道，“它有历史，也有当代文化。它距离长三角的服装加工区近在咫尺。”

　　从一家店到一整条路

　　长乐路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店铺，实际上是290 号的One byOne。它由一对设计师搭档邱昊和翘翘开设于2003 年9 月。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设计师店。近两年来，One by One 相继吃下这个路段上一大一小的另外两个门面，划归自己所有，使得店铺的规模大大增加。而邱昊还在附近的进贤路上开出一家新的陈列室，专门展示自己的系列。

　　“现在是乱世。”邱昊在他的陈列室内落座之后，马上说道。

　　邱昊2001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室内设计专业。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无意从事室内设计。大三时，他去逸飞时装应聘，只面试了一次，就得到了下周一上班的通知。“既然那么容易，不如自己做。”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通过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同为苏州大学毕业的翘翘，就这样成为搭档，创建了名为Lab/One by One 的个人品牌。2004 年，他前往伦敦圣马丁学院进修，其间在Alexer McQueen 手下受训。两年之后返回上海，他立刻开始创建自己的品牌和店铺。他的作品灵感来自上海街头弄堂的残破外表，很快就以其对解构主义独特而复杂的诠释获得了外界的喝彩。接受采访时，他刚刚在新加坡时装周做完发布返回，他的08 春夏系列受到了各大媒体的好评。

　　如果说邱昊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新锐设计师，正在进入国际媒体的视野，那么作为合作长达8 年的搭档，翘翘则俨然是邱昊的商业后盾。他们的店最早开在苏州，后来迁至上海，在邱昊前往圣马丁深造的两年之中，她始终在上海经营One by One，而邱昊的进修费用，主要也是来自于他们将苏州的店铺出售之后所得的款项。“从2003 年到现在，一共开出了4 家店。我们的盈利状况很好。”她告诉记者。

　　比起邱昊的设计，翘翘制作的服装对穿着者身材要求不那么高，更适合日常穿着。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更为商业化”。“邱昊的这一块目前还在做品牌形象，想要有些自我的坚持。”她说，“我这块，也就是Neither Nor 这个品牌，我是想做得更商业化，把赚来的钱拿去做邱昊的后盾。我觉得这是理智的做法。”

　　在One by One 店里，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设计师的品牌寄卖。翘翘计划今年将目前拥有的三家店铺中面积最大的一间做成综合性店铺，主要出售他们自己挑选的设计师品牌，另外两家则经营自有品牌。当年他们在苏州刚刚起步时，在二级城市的商场里租用柜台，大到柜面装修，小到商品陈列，受到了种种限制，最后的收效很差。凭借这个教训，翘翘认为寄卖是刚起步的设计师最好的销售方式。而对她自己而言，完全依靠一个小团队的人力来经营品牌，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寄卖也可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

　　学习还是抄袭？

　　不明就里的人在长乐路上逛一圈，会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设计师店铺的装潢乃至服装风格都千篇一律，简直像是同一系列的几家分店。事实上，正是One by One 的成功使得各路人士纷纷聚集到这条短短的马路上，而One byOne 恰好就成了他们争取盈利时参照的范本。高欣与翘翘的丈夫，同时也是设计师的大雄是大学同学，在他计划开店时，就曾经向大雄询问过客流量、月盈利乃至地板购自何处等问题。如果说这是朋友之间的参考，那么之后当设计师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在长乐路上开张时，这类“参考”则愈演愈烈，最后发展成其他店主直接将包工头领到Oneby One 橱窗前，指点着要求达到这样那样的效果。

　　“有一段时间，我们用花纸将整个橱窗都封了起来，因为他们就站在那里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邱昊告诉记者。

　　正如你可以带着装修队去宜家一样，假如只想要拷贝具体物件，那么并没有多少困难可言。“最早看到The Thing 来的时候，我们还很高兴，以为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店。可是现在和我们的初衷相差太远了。”翘翘无奈地说。

　　事情并不止于墙壁、地板、门框和橱窗。去年冬天，在这一段短短的路上曾经出现了三件一模一样的红色毛衣。这件毛衣同样出现在Undercover 的专柜里。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如果你稍微了解国内服装市场的混乱局面，那么对这种现象也就不会感到太吃惊了。

　　但是，如果你得知长乐路上有一家叫做Liu2 的店，店主过去是One by One 的vip 会员，在自己开店之后，他将在One by One 以折扣价购进的服装标上比原店更低的价格出售，你会作何感想？

　　“我们私底下认识许多设计师。我们觉得他们太急于上位。”翘翘说，“这些熟人抄了我们的设计，但因为平时都认识，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

　　如今长乐路上的不少店主，过去都曾经在大企业如美特斯·邦威工作。他们创建自己的品牌，却又急于盈利，因而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完全拷贝同行来达到目的。有些人甚至在网络上直接拷贝国外大牌的设计细节，通过自己本来的工作关系，拿到大公司的打版部门去做拷贝。他们开出很高的价格，以此直接抬高身价，随后再给顾客折扣，来保证销量。如今长乐路上的外贸商店对设计师店铺都持鄙视态度，因为“外贸店是不随便给低折扣的”。

　　在一个驳样之风盛行的国家，类似翘翘和邱昊这样的店主可以说是最基层最直接的受害者。然而对于抄袭，并非所有人都持严厉态度。同为新锐设计师的何艳就认为，抄袭也是快速学习的途径，虽然不值得提倡，但也不是十恶不赦。“每个人做这一行的初衷不同，有的人可能仅仅想成就业绩。”她说， “如果他们抄得好，也可以满足顾客。我觉得一个不知道Chloé为何物的人买了Chloé款式的服装，这种行为反而更接近于购买设计本身。”何艳自己就想过做一组以抄袭为主题的设计，所有灵感都来自于大师作品，名为“If I were……”。

　　香港的时尚撰稿人Dora Chan 去年为德国的出版机构daab 撰写一本名为《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Young Asian Fashion Designers）的书，曾经特意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研究中国的时尚业现状。在她看来，中国时尚业目前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假货是个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只有你优秀，别人才会来抄袭你。而如果你真的很优秀，别人不管怎样也会追随你的。”她说。

　　何艳也持相同意见：“有人买假的，就有人买真的。前者不是我要的顾客。”

　　年轻不是本钱

　　“大家都想赚大钱，”邱昊说，“但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做设计的并不赚钱。”
　　32 岁的设计师何艳对此深有体会。2003 年底，她从就职的服装公司辞职，开始制作自己的系列。不到一年之后，她在华东师大后门的一个小酒吧做了三场发布，获得了热烈的反响。2007 年，她在进贤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当年11月，她与朋友合作，在尚街开出店铺。何艳专营高级定制服，因为以她目前的财力，无法负担成衣的生产。尽管以每年一个系列的速度推出新款，并且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客户，但何艳坦言在尚街的生意不好，自己的生活至今也尚未获得改善。

　　对此，WangWei Gallery 的设计师王巍表示毫不惊讶。他早年在逸飞起家，之后去伦敦发展，目前已经在海外拥有了自己的市场。在他看来，设计师起步时期生活艰苦是肯定的。“上海的情形比伦敦要好。”他说，“在伦敦，年轻设计师们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买面料，境况更加艰苦。这是正常的。”

　　何艳对事业没有具体的规划。“我对目前的发展状况不满意，但是对工作状态满意。”她说，“我想我不擅长做生意。”她雇了三个兼职的工人，自己负责设计、定工艺、与版师一起研究打版。她的店铺位于尚街1 号楼的4 楼，商场招商时，这一层原本被定位为设计师楼层，她听说张达、高欣、翘翘、破壳都会来，这才决定落户。没想到所有人最后都改变了主意。“我是最后来的，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她说，“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对ZUCZUG 的创立者王一扬来说，尚街这一类商场的出现已经是时装市场一个巨大进步。“我们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是从百货商店开始，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现在个性的、细分的市场已经出现了。”他说。

　　可是何艳认为，尚街有很好的初衷，具体事务却做得很差。“如果我来做，肯定比现在强。”她希望商场的客流量大一点，买她衣服的人再多一点，但又自我解嘲说：“这两年经济也不景气，谁还来买这么贵的衣服呢？”她坦言：“我在这里的租约签了两年，可是我巴不得现在就走。”

　　就连已经站稳脚跟的One by One也感到前途难料。“我们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翘翘说。

　　在上海这样一个本质上保守的城市，年复一年，新的品牌纷纷涌现，又很快地相继倒闭，年轻设计师如何生存，是他们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Dora Chan 在撰写《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时，原本打算将入选设计师的年龄限制在25 岁以下。然而通过调查，她发现在亚洲，这个限定是过分苛刻的。“在欧洲没问题，但亚洲设计师需要一段时间来使自己的风格成熟化。”她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比如旅行或者留学，来使自己充分理解西方审美、融入西方文化。这样一来，他们就已经过25 岁了。而在此之后，他们又需要几年时间来塑造和稳固自己的技巧和风格，所以当一切就绪，大多数人都将近30 岁了。”遴选的年龄标准一再放宽，最后为了在其他方面有所保证，Dora Chan 将界限提高到了40 岁，最后入选的四位中国设计师是邱昊、何艳、马可和王一扬。后两者已经远远超出了25 岁。

　　黄金盒子的里面

　　“在我看来，中国的时尚业有一个潜在的焦点，那就是个人主义的重生。”Lorraine Justice 说。

　　假如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剪裁一件黑色丝绸背心，比如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加上包钮，或者用蝴蝶结、钉珠和毛皮来装饰整件衣服，那还为什么要遵循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呢？

　　英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Alexra A. Seno 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设计师与他们的前辈如王一扬、韩风、王巍不同—后者以对待艺术的态度来对待设计，相反，“更年轻的一代看起来仅仅是为了好玩。”

　　这种说法并没有获得年轻设计师们本人的认同。邱昊和何艳都很佩服王一扬不急功近利的工作态度。“对功名不是很有企图心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到重视。”何艳说。目前她不打算把自己的品牌做大，担心一旦被巨大的资金所掌控，就会身不由己。由于定制服所需要的启动资金比起成衣来微不足道，因而从Coco Chanel 的时代直到现在，一名定制服设计师所需要的除了天分还是天分。何艳的第一个个人系列花了1 万元，第二个系列则花了2 万元不到。

　　邱昊也有长远的打算。“最早马可的作品也都是show piece。如果我现在就去做商业的东西，恐怕很难坚持。”他说。

　　中国的时装市场已经开始细分。在王一扬、王巍创建自己品牌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只是做一个品牌，没有想过究竟是工业化品牌，还是设计师品牌。“当时没有设计师品牌的市场。”王巍说，“而规模化的生产是不适合设计师品牌的。”

　　原为美特斯·邦威首席设计师的高欣一直在想如何将Even Penniless 做大，但这个“大”也有原则。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完全可以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本土消化掉。美特斯·邦威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对设计师品牌而言，这一套行不通。“我不会做美特斯·邦威，不代表我不想做。”高欣说，“我必须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邱昊和翘翘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有人把今天的中国比作1970 年代的日本。“我们听了就头脑发昏。”翘翘说，“从前我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一样—在日本，各种人的需求本来就是多样化的。你还不如说现在的中国更像美国，商业化的东西更容易生存。”

　　在新加坡做完发布的邱昊忍不住感叹，国内外的环境确实相当不同。“在新加坡，我凌晨两点要求更换发型，工作组就会立刻派出6 个专业人员配合我。临到发布之前，我想换妆面，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化好的妆全部擦掉。在国内，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上海时装周“就像一台节目”，只是让规定的模特穿着设计师的作品，在规定的场所和规定的背景音乐下走一走，根本不给设计师任何发挥余地。

　　中国的设计师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关注。Lorraine Justice 说：“世界对于中国设计和艺术发展之快、之好，都大吃一惊。”国外的精品店都很欢迎中国设计师品牌，可是一旦摆了一两季之后没有反响，那么这些品牌也会立刻被撤走。面对目前的种种问题，王巍显得很平静：“中国不差技术，不差人才，最差的是土壤。我相信目前的混乱只是时代的特征，50 年前的欧洲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用妄自菲薄。中国的市场巨大，在中国的成功，可能不会亚于在欧洲的成功，只不过成功方式不同而已。”

　　而置身漩涡中心的邱昊则更为坦率：“我们在做一个大盒子，全世界都看得到。这个盒子外面贴金贴银很漂亮，可是里面是空的。我不想被放入这个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