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鸟“去家族化”与温州模式的“习俗转型”

　　2007年8月16日，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市公开上市交易。至此，报喜鸟集团彻底完成从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的嬗变。

　　报喜鸟集团成立于1996年3月，由吴志泽家族拥有的浙江纳士制衣有限公司联合浙江报喜鸟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奥斯特制衣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这是温州第一个打破传统家庭式经营模式、自愿联合经营的股份制服饰集团。

　　报喜鸟“去家族化”

　　与温州模式的“习俗转型”

　　现实表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产权变革的主要障碍来自家族成员之间权力和利益更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博锐|280那么，报喜鸟如何有效地化解来自企业内部与外部的阻力，成功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社会习俗转型(transfer of social customs)角度入手，以报喜鸟的去家族化路径为标本聚焦，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必然向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渐进转化，及其对于温州模式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挑战沼泽：报喜鸟缘起与帕累托改进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80-1990年代的温州服装业。

　　从1980年代起，温州承接上海等地转移而来的纺织服装业，相继涌现一万多家服装业作坊。当时中国正处在短缺经济后期，温州服装人迅速积累了第一桶金，温州的服装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0%，并形成了服装、鞋袜、纽扣等产业集群。

　　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正是“温州模式”雏形与构成要件之一——笔者认为，温州模式就是由市场自发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并以此为特征的一种高效产业集群模式。简言之，“温州模式”是放手发展市场(民营)经济的模式。

　　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逐年升高，导致温州服装业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因少数人利欲熏心假冒伪劣，温州服装迅速进入恶性竞争的阶段。

　　而在吴志泽看来，如果将当时的温州服装业视为红海，显然还不足以描绘当时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与惨烈。而报喜鸟有关资本联合、竞业禁止的制度设计，恰为走出沼泽、开创蓝海的最佳路径。

　　浙江学者张苗荧(2004)指出，温州家族企业的蜂拥崛起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需要，它的发展演变同样离不开这一内生机制。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看，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应该是分层次的、多样化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单一模式。

　　在古典的温州模式下，家庭作坊倚靠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罗卫东，200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管理效率则逐步递减；管理者因其认知结构的局限性和拥有信息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决策风险随之增加。

　　对于1996年的吴志泽来说，资本联合的机会成本远远小于五家股东各自单干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事功”的吴志泽开始践行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伟大理论：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有观点称，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分割到一份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利润，一部分人甚至连既得利益也难以维持(王明琳、何圣东，2003)。简单让创业元老离开显然不是好办法，这将激化企业内部矛盾，增大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而报喜鸟的决策是：五位创始股东的夫人退居全职太太，其他亲友竞业禁止。

　　严格意义上讲，报喜鸟模式并非首创。据了解，温州乐清精益开关厂(1984年设立，正泰集团前身)及永嘉奥林鞋厂(1988年设立，奥康集团前身)均为家族外合伙(股份)制企业，其创始股东分别为如今叱咤风云的业界精英：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钱金波。但这两家“巨人孵化器”的寿命却极为短暂。

　　吴志泽就此认为，报喜鸟的基业常青得益于“三权”(所有权、控股权、经营权)分立的有效执行，以及股权激励等相关措施保障了企业运营的价值最大化原则。

　　温州模式与习俗转型

　　针对报喜鸟案例，笔者试图厘清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对于温州模式的影响。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既包括正式的约束，如法律、政令和条例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文化传统、习惯习俗和禁忌等。一旦某种行为约束内化为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就可以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

　　在温州，发端于南宋的永嘉学派已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永嘉学派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拼搏精神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其历史积淀对温州的工商业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1876年开埠后，西方商业浪潮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地处偏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薄弱，这为民本经济提供了生存空间。

　　而温州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通过习俗影响商业活动，还凭借一些习俗转型“创造性破坏”旧有体制与规则，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温州政府对民间资本坚持“非禁即入”的宽容态度，而地方官员也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表示，从1980年代至今，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

　　笔者认为，既然习俗转型具有“创造性破坏”之先例，那么实施有针对性的习俗转型举措，同样能影响温州这个庞大的自组织经济体的运行状态。例如，“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上千亿，而当初大量民间资金正是在从众消费心理的作用下跟进，将炒房演变为一种新的投机方式。后在多项新政策紧逼下，温州投资者迫于巨大的成本压力将手中的房产大量抛售。毫无疑问，习俗在抛售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初，温州政府提出招商引资战略，此举或能迅速打破人格化交易的封闭商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诚然，招商引资及产业转型本身并非习俗转型，但温州人与外商合作必然发生观念的碰撞，从而在这种碰撞中提升和发展自身。

　　著名人类学家鲍哈那指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习俗也随之不断转型，有的已经消逝，有的正在弱化，有的则可能产生破坏整个社会制度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学家杜润生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有一个改革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autarky economy)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即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如前所述，在报喜鸟的成长史上，进行了一系列挑战习俗及当地商业生态的成功转型。但在报喜鸟之后，中瑞、中驰财团等众多家族外合资项目则功败垂成，反证吴志泽这位温州模式叛道者的先验价值。

　　新温州模式：企业联合是趋势

　　“温州模式就是‘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对“代际锁定”现象深有同感。

　　温州人信奉“先交朋友，后做生意”。这样的经商原则，必然会发育大量的“潜规则”，例如设法结交政府官员等等。有人讥讽温州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确实高人一头。”一位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转移了财富的分配形式罢了，此举似乎暗合帕累托最优的题中之意。

　　吴志泽说，温州这种内源型的经济结构带有一定的自我封闭性，这与当地社会习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以血缘、地缘、情缘连接成的商业生态，带有一定的排外性，价值认同趋于单一，思维方式比较雷同，法制意识相对淡薄，功利主义相当明显。

　　他认为，良好的经济生态如“杂树丛生”的植物园，多样性的植物结构更具有生命力。“同样对于区域经济来说，产业或产品的良性构成，也最好是高、中、低兼具的金字塔式结构，这样就可以避免平面化的恶性竞争，可以遏制趋同化所导致的集体免疫功能的衰减”。

　　那么，如何改变“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招商引智，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多样化的文化，以及兼容并蓄的价值理念，来重铸温州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当地民营企业需要借助上市契机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由家族治理企业向公众公司脱胎换骨的转变。

　　“企业之间资本联姻、抱团发展，应该是新温州模式的选项之一”。吴志泽进一步表示，温州服装企业的共同竞争态势，需要走联合形式的发展，需要走创品牌发展之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指出，联合之路需要一些创新的观念，比如在商贸通路上的联合：很多做不同品类商品的外贸公司可以联合起来，在国外设立一个公司或办事处来推进商贸活动，这不失为一种很好联合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突破“成长天花板”的现实路径，已有更多温州民企选择抱团发展。近年来，温州8家锁具企业“砸掉”各自的企业，重组为一家股份制的强强集团；温州拉链商会的40家企业拟集资4亿元建造温州拉链工业生产基地。同时，打火机、点钞机、泵阀、塑料制品等行业也在积极地谋划资本合作。

　　温州官方对此多有肯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就公开表示，“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是具体的、相对的，都需要与时俱进。温州模式也一样。我们不能为自己创造的模式所困，我们需要的是立足既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

　　提及温州的创新路径，王建满说，温州要以企业为主体、机制为核心、民营为特色，努力走出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

　　首先是大力推进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引导民企“强强联手”、“内外联合”，鼓励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企业通过上市做大做强。其次，大力推进机制体制创新，逐步建立多元开放的产权结构，坚持“非禁即入、有需则让”，使民资更自由地进入更宽广的领域。第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引导企业逐步向科技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把传统产业做成时尚产业。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

　　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源整合之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温州各产业集群将再度勃兴。

　　吴志泽语录

　　★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发展靠企业，企业兴旺靠管理，企业管理靠文化。做报喜鸟就是做文化。

　　★最好的效果是近距离地学习，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最大的，只有把‘500强’引到身边，我们才能时时产生紧迫感和危机感，我们才能有榜样和目标。挑战性的学习是效果最好的学习。

　　★中国服装业要走向世界，创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首先应当以本土的文化作为品牌发展的基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这样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做企业，先做人。挣小钱靠的是勤奋，挣大钱要靠智慧，做大企业，靠的是德。我要求员工德、智、勤三者兼备，同时高层重德，中层重智，低层重勤。”

　　★道可道，经营非常道。企业经营像打牌子一样，什么时候要出什么牌很重要。主要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知识点：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齿斤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黄宗羲所谓：“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

　　二、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三、学术思想上，一是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二是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以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以上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