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蜻蜓钱金波：一辈子都要跟鞋打交道

 对话语录：

　　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历史，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奢侈品。

　　第二次创业不像第一次创业那么原始，那样凭力气，温州企业家的第二次创业凭的是智慧。

　　我1995年在温州创建红蜻蜓的时候，当时温州有将近3000家鞋企，而存活到现在的只有那么十几家。
　　
　　我退休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个是我这个博物馆，我要一辈子收藏下去，研究下去。把“鞋文化”做成“文化鞋”，是我一生的追求。

      温州企业家二次创业不再凭力气

　　记者：中国鞋在世界市场上名声不大好，成为“低档”、“地摊鞋”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你们是不是走得很艰难？

　　钱金波：我觉得生在哪儿我们就要热爱哪儿，我生在温州，我就要热爱温州。“低档”也好，“地摊鞋”也好，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产物。其实在那个时期，在那种背景下，低价低质也是一种经营的策略。如果30年后回头看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也会感觉很滑稽，会想以前怎么是这么说的，这么想的？温州现在的产品，无论是出口还是在国内，中国名牌驰名商标、免检产品最多的都是在温州，这就证明了温州在这些消费产品当中的制造和品牌意识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了。现在温州的产品更加价廉物美，又具有品牌，我相信温州只要想改，就会比任何地方改得更好。

　　记者：有人说温州企业家很可贵，他们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也有人贬斥温州商人经常违反市场规则，“温州模式”导致市场无序。作为一个温州企业家，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钱金波：我感觉所有的评价都是正常的，曾经全国都在学温州，其实温州也在学全国。对温州的质疑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市场和消费者的变化速度总是比我们预测的快。中国市场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还能否继续用温州模式去创造？我相信这种模式的效应已经减弱了。所以温州的企业家也在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靠温州企业家，也是靠温州人民和温州政府整体来推动。所以我认为这些说法非常正常，我们要做好创新的准备。

　　记者：现在有说法称，现在的温州企业家们进入了“二次创业”阶段。据你了解，你身边的温州企业家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关心什么？

　　钱金波：我感觉二次创业也好，三次创业也好，这是企业家对自己的定位。假如说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又要设立第二个目标，那肯定要重新制定发展战略。温州已经开始转型了，温州的第二代不断地涌现，很多企业家都在系统地考虑着第二次创业。第二次创业不像第一次创业那么原始，那样凭力气，温州企业家的第二次创业凭的是智慧。而且，温州第二代开始接班或者创业的话，他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一是温州有这样的土壤，二是他们有父辈的积累，他们有那样的气氛。我不知道现在温州的企业家具体在做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们都在转型中。

中国鞋业进入大洗牌时期

　　记者：中国现在几乎成了世界的造鞋工厂，作为这个行业发展的见证者，你能不能帮我们描述一下目前这个行业的生存状态？

　　钱金波：中国鞋业市场一个大洗牌的时期已经到来。前一阶段是有59％分流了，他们做国外市场，我们做国内市场。我一直没有做国外市场。回到今天我想我还是对的，因为一直给人家做贴牌，用中国的劳动力为人家做嫁衣，没有塑造自己的品牌是很不值得的。

　　中国鞋企目前基本有三条发展道路：一条路就是进入到国内一流的商场，这叫“国内大商业”；第二条路是进到大卖场做中低端；第三条路是租下沿街的店面开专卖店。我们面对中国鞋业市场的大洗牌，在探索第四条路，就是把皮鞋、皮具、服装、饰品集合在一个店，做集成店，摆脱同质、同价、同一种模式。

　　红蜻蜓这13年的发展，我们都是处在快速发展期，我们进行了三大变革。首先是体制上的变革，我们从原来的4个股东变成了现在的将近50个股东；第二大变革，是我们从区域性的生产布局发展到现在全国性的布局；第三大变革是制度变革，我们的目标是上市。每当一个新时期到来的时候，我们总能提前找到应对的措施，迎接着它。

　　记者：那么你如何能做到在每一次变革中的准确把握呢？

　　钱金波：我感觉的秘诀，第一个是我用了“远距离管钱和近距离管人”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一方面我从1998年开始就放下财富，1999年我就到上海去了。我脱离企业的日常管理，从战略方面的布局考虑产业的布局、渠道的布局、人才的培养等。所以红蜻蜓现在将近98％的业务由经理人队伍在运作。可能是由于我离企业相对远一点吧，职业经理人队伍的提前培养，所以无论是面对每一次经济宏观调控，还是面对产品周期和行业周期到来时，我们都已做好了准备。

　　记者：从1995年创业到现在，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做得比较得意的事？

　　钱金波：我们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红蜻蜓从1995年到2008年整个的发展好像飞机起飞一样，是直线上升的，我觉得从战略的布局和战略的把握上还是比较准的，否则企业的发展就会出现曲线或放缓，所以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企业每一次的变革和创新倒是会给我带来一些压力，但那是自己可以承受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大的挫折使我挺不过来。

　　如果说得意，我觉得在这13年中红蜻蜓能存活下来就是件让我得意的事。我1995年在温州创建红蜻蜓的时候，当时温州有将近3000家鞋企，而存活到现在的只有那么十几家。我们能作为全国排名前几的鞋企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是件挺得意的事。而且1995年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的同行品牌都是有着20年、30年的经营历史，红蜻蜓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到全国前几位，我感觉这应该是最让我自豪的。

    　做中国的LV是个漫长过程

　　记者：你一直说要把红蜻蜓打造成中国的LV,这似乎很遥远，这样一个目标是缘于你对奢侈品的情有独钟吗？

　　钱金波：欧洲的产品成为奢侈品基本上需要一百年的时间。那么如果红蜻蜓能活一百年的话，它会不会是奢侈品？红蜻蜓能不能成为中国的奢侈品取决于两条：第一个是品牌建设。红蜻蜓经过13年的创牌过程，赋予了这个品牌很多的理念。最主要是品牌情感。红蜻蜓是我童年在楠溪江畔一起玩耍的儿时伙伴。我把红蜻蜓做成一个品牌，它不仅是我的事业，更多的是我一个情结；第二个是，红蜻蜓诞生的时候就一直以文化去塑造品牌。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鞋文化的研究。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鞋文化博物馆，出版了《中国鞋履文化辞典》、《东方之履》书籍，都是来传播中华五千年鞋文化演变的历史。

　　从这些迹象来看，我觉得红蜻蜓具备做中国奢侈品牌的特质。我们现在的产品、空间设计、科技的概念跟文化历史的嫁接等等，就是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在努力。

　　记者：中国如果能出国际奢侈品品牌，需要等多久？因为你说过，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自己的奢侈品牌，不过需要等待。

　　钱金波：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了，需要下一任，或者再下一任董事长来坚持这样一个企业的梦想和目标。因为这个不是心血来潮，这需要一贯的坚持。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历史，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奢侈品。像景德镇的陶瓷，为什么放在博物馆里，而没有成为市场奢侈品牌？我感觉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对家门口的这些文化和历史好像有点不以为然，反而都被世界的奢侈品牌所牵引着。我觉得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奢侈品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奢侈品牌的路是很漫长的，就像十年前买电器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只是松下和索尼。但是今天，我们想到就是海尔和美的。难道你感觉时间不是很快吗？如果10年前你问我，我们中国奢侈品牌的路，中国能够代替洋品牌还有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出来。人的预测、人的思维总没有市场变化得快，这点我相信。

      记者：你应该是最了解自己企业的人。你观察自己的企业，如果想成为中国顶级的奢侈品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钱金波：我感觉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它最大的瓶颈是设计。中国目前在设计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但这种落后也不能怨谁。中国改革开放才30年，我们才刚刚开始培养自己的设计师。面对这一瓶颈，我们利用意大利的设计人才跟中国的设计师共同对接来慢慢使我们的设计更加前沿，更加符合时尚元素。所以我们的研发中心也设在意大利，在不同程度上推进设计的创新。

　　记者：你们无疑与世界顶级奢侈品的差距很大，有什么具体规划和想法来缩小这些差距呢？

　　钱金波：现在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努力方向。首先，我们要坚持把我们的品牌文化、企业文化和鞋文化做好，更深更广地研究和传播出去。这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和原动力；其次，提高科技含量。我们从去年跟比利时爱思康合作时提出“运动皮鞋”的概念，就是用科技的力量来提升传统产业的品牌附加值，把运动鞋的技术移植到皮鞋里，来提高它的健康和舒适度；第三，就是终端、空间卖场的设计。最近我们推出集成店，把皮鞋产品、皮具、饰品、服装等融合在一起，根据奢侈品牌的布局和格局，通过设计展现在一个卖场中。让消费者感觉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和奢华的环境。

　　一辈子都要跟鞋打交道　

　　记者：你曾说“企业不一定做大，但是一定要做得有性格”。你想赋予自己的企业怎样的性格呢？

　　钱金波：红蜻蜓是自然中的精灵，它又是一个吉祥物。它能够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动者。我到三亚，只要是最浪漫、有晚霞的时候，红蜻蜓就会飞出来。所以我们要赋予它自然、自由的性格。现在人们的生活步伐加快，为了积累财富不停地奔波，大家都向往那种既自然，又自由的生活状态。

　　记者：不过好像很难由蜻蜓这种自由、自然的个性联想到脚下的“鞋”。

　　钱金波：这是一种品牌的意念。就像香奈儿香水，它怎么就成为爱情的证物了呢？因为它经历了百年的传播，经历了创始人品牌故事的传播，最后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这个创始人是为了爱情去造香水的。我们现在也在慢慢地归纳、回顾，然后再慢慢传播，这就是奢侈品牌的积累。按说企业管理已经占用了我很多精力了，我不应该有那么多心思去关注那些奢华的东西。但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企业的性格和品牌的性格。我的思想是比较奢华的。红蜻蜓需要这样慢慢地积累，使其最后能给顾客一种自然、自由的享受感。

　　记者：如果说到理想，你小的时候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做鞋吗？

　　钱金波：没有，我小时候只感觉红蜻蜓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我只是感觉长大以后如果有创意的时候能够为儿时的伙伴做一件事，到我有创业的机会的时候，我就用了它的名字，这是我对它最大的回报。至于做什么，因为出生在温州嘛，小商品大市场。那时候不经意地就去经营了鞋，去参与了皮鞋的销售，然后慢慢自己做企业。

　　记者：在你看来，把企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子就感觉满意了？

　　钱金波：在我手里，再过50年我90岁，我还在世的话，我希望它成为一个中国人消费得起的奢侈品牌，这就是我的愿望，万一看不见了也没办法，由第二任董事长再去完成。

　　记者：有没有想有一天不做鞋了，会去做什么？

　　钱金波：我想好了，我退休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个是我这个博物馆，我要一辈子收藏下去，研究下去。把“鞋文化”做成“文化鞋”，是我一生的追求。如果要做“文化鞋”，70岁之后还是可以做的。

　　记者：就是说反正你决定这一辈子都要跟鞋打交道了？

　　钱金波:经过这么多年，我始终发现“做鞋”是最让我开心的，所以最后我定下来了我就要好好地把鞋做好。但是很多企业都是在这样一个投资机会非常多的情况下削减了自己的主业，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红蜻蜓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做企业不仅仅是为了盈利，我还是在圆我童年的梦。可以说我对主业的突出和重视来源就是我对品牌的情结。我谈起红蜻蜓眼睛会发光，很有激情。所以我一直说红蜻蜓具备了做百年品牌的特质。其实很多行为、思维和行动都证明了我走的路是适合我的，这点我是很自信的。

      最怕没人爱

     记者：自己心目中有没有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家？

      钱金波：我比较欣赏王石。因为他离企业比较远，他能够创造企业家哲学，而且又很时尚。他的时尚来自于他的智慧，所以王石也很性感，性感也是来自于他的智慧。很多企业家经营一辈子，最后会留给企业家群体不好的印象，或者没有明确的印象。王石不是，他是非常明确的。他让很多的企业家感觉到他是上得去，下得来的，这就是成功。但是这种企业家哲学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创造的，也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想出来的。我感觉这是很伟大的。

     记者：你与国内其他的鞋企，比如森达、奥康等有交流吗？还是说竞争比较激烈，很少交流？

     钱金波：交流得不多。森达已经被百丽并购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由于企业对每一个时期的目标没有搞清楚，最后只好被兼并了。就像自己的小孩子最后卖给了别人，这是件很可悲的事情。创造一个品牌不容易，失去一个品牌却是非常容易的。

     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我想知道你心中的恐惧和理想是什么？

     钱金波：我最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爱我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这个“爱”是广义的。其实一个品牌和消费者，一个社会，一个商品与文化，里面都存在着对生活的理解，对爱的理解。所以有个名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懂得爱而有爱的人，才算是活着。